一位代孕妈妈口述: 生一个8万元, 三胞胎最值钱

采访、撰文｜元枝

编辑｜灯灯、野格

十点人物志原创

今年五月，一则“长沙县一非法代孕别墅被查处”的新闻，再次引发了公众对于非法代孕的关注。

据报道，别墅内部设有手术室、实验室和多个病房，每天有多辆无牌车将女性运送至别墅进行代孕或取卵，平均一天有4-10位女性在这里接受手术，其中还包括聋哑女性。

虽然我国早在2001年就将代孕列为违法行为，但这条黑色产业链却从未真正消失，甚至有女性为了赚取高价酬劳铤而走险，主动成为代孕母亲。

然而，代孕的代价，远比人们想象中更残酷。那些看似天价的报酬，最终换来的往往是健康和尊严的彻底崩塌，有人幻想着代孕几次以后就好好生活，却永远地留在了冰冷的手术台上。

我在工作中认识的一位朋友名叫莱雅，是个缅甸女孩。偶然的机会下，我得知她曾被迫成为一名代孕妈妈。她平静地告诉我：“代孕害死了我妹妹，也毁了我的一辈子。”

东南亚素来有“代孕工厂”之称，在缅甸、泰国、老挝等国家，代孕团伙猖獗。九年前，莱雅和妹妹敏丽被送至东南亚某处代孕基地，被迫成为代孕妈妈。六年时间里，莱雅和敏丽共代孕了13个孩子，亲身经历了从花季少女沦为生育机器的全过程。

莱雅说，代孕从来不是简单的“借腹生子”。它是赤裸裸的生命交易，而代孕妈妈，则是这场生意里，最卑微、最无助的牺牲品。

以下根据莱雅的讲述整理。

家乡，悲剧的开始

我叫莱雅，今年29岁。

我出生于缅甸克钦邦的一个小村落，那是个不见天日的地方，充斥着贫穷和战乱，我们的生活就像一滩死水，永远在为温饱发愁。枪声、炮声和惨叫声伴随着我们长大，人们早已习以为常。

在我的家乡，教育是奢侈品，女孩从出生起就背负着繁重的劳动任务，被无形的牢笼所束缚。幸运的话，一个女孩从出生，到成年，再到暮年，都不会迈出村庄一步，这已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结局。

缅甸克钦邦，图源视觉中国

在我十六岁，妹妹敏丽十三岁的时候，我们还在玉米地里和Meh-Meh（妈妈）忙农活。

那是很寻常的一天，黄昏的阳光渐渐消退，一点点余晖红得像血，我们饿着肚子，满身的草屑，热浪在眼前翻滚。

妈妈那时才三十岁出头。她十五岁生下我，明明很年轻，但是在我的印象中，她好像一直那么苍老单薄，佝偻的身躯在夕阳下投下了长长的影子，粗糙的双手和土地一个颜色，指甲里总是嵌着泥土。

妹妹敏丽坐在我旁边微微笑着，她只有十三岁，天真又胆小，我非常疼爱她。

虽然我从小就知道，这里的女性，一生注定是悲剧，但没想到，这天来临得那么快。

我们的父亲是个矮小又丑陋的男人，我不知道他是做什么行当的，但我见过他毒瘾发作的样子，见过他手里拿着刀，一脸阴狠的样子。他不是好人，我们所有人都知道。

三个陌生的男人跟着父亲，他们眼神冷漠，步伐沉重。看见这些陌生人，我心里突然涌上一股不安的预感。

父亲没有和我们打招呼，而是直接走向母亲，低声说了些什么。我无法听清他说了什么，但我看见母亲原本带笑的眼睛突然瞪大，嘴唇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，我知道她在恐惧。

下一秒，母亲用双手紧紧抓住我们，将我们往身后藏。她单薄的背影在四个男人面前显得格外无助，她和他们无声地对峙着。

父亲转过头指着我和敏丽，眼神里没有一丝愧疚和温情。他说：“那是我的两个女儿，你们带走吧。”

我愣住了，却没有特别意外。我见过太多女孩前一天还在和我们玩耍，第二天却不见了踪迹，村里的人会说她们去了“好地方”。

妈妈紧紧抓住我和敏丽的手，不想让我和妹妹被带走，却被气恼的父亲踹到一边。她跪在父亲面前，扯着他的裤子祈求：“卖我吧，求你了，别卖我的孩子。”

“快点带走她们。”父亲的话犹如死刑宣判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我看着父亲冷漠的脸，他常挂在口中的那句“等你们长大了，我就把你们卖了”原来不是玩笑，我们不过是他的一笔财产，能够随意买卖。

母亲尖叫着，向来软弱的她死死扯住我和妹妹的手臂，指甲深深划入我的皮肉，却被暴戾的父亲用铁棍打断了手臂。

我惊恐地看见母亲手臂错位变形，她痛苦地在地上尖叫着，但棍棒依然无情地落在她身上。

我扑过去，狠狠咬住父亲的胳膊，却被他一棍子敲破了头。周边围了几个村民，他们窃窃私语着，“卖两个女儿，发财喽！”

那三个男人粗暴地把我和妹妹拉进一辆破旧的卡车。卡车的车厢里已经挤满了女孩，空气中弥漫着人体的酸臭味。

卡车开动，我看见妈妈拖着变形的胳膊，踉踉跄跄地追在车后面。她的鼻子、嘴巴满是鲜血，撕心裂肺地喊着我和敏丽的名字——这是我们母女三人的最后一面。

敏丽的眼中充满了恐惧，小声喊着：“姐姐，我怕……”我和敏丽紧紧相依在一起，努力让对方感到一丝温暖。敏丽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，她的泪水浸湿了我的肩头。

车厢内一片死寂，偶尔响起女孩们的哭泣声。车子开始颠簸，像是一只没有方向的船，带我们驶向未知的深渊。

丧失人权的八年

最初的两年，我们被拘禁在一片破棚屋里，做卖淫女。

红灯区的生活让人痛不欲生。这里每天都有新的女孩被送来，也有女孩消失。女孩被客人殴打、虐待是常态，女孩们的惨叫就像头顶的乌云，时时刻刻笼罩着我们。

我和敏丽不是没想过逃跑，但我们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，又被切断了一切和外界联系的方式，尤其是看到试图逃跑的女孩被抓回来，受尽惨绝人寰的酷刑后，我们就再也不敢起这样的心思。

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，我一定要活着，这样才能回家见到妈妈。

缅甸仰光，图源视觉中国

我18岁那年，老板突然将我们聚在一起，说：“现在有个工作机会，可以让你们得到身份证明和钱，你们到时候想去哪就去哪，这笔钱足够让你们过上好的生活。”

那时候我们都不明白“代孕”的具体含义，还以为只是照顾小孩。我们被集体拉去做了体检，合格的只有寥寥几人，其中就有我和敏丽。我和敏丽当时多开心啊，终于能够逃离这个满是虐待和血腥的地方了！

我们再次坐上卡车，全程被蒙住眼睛，戴着头套，兴奋地奔向了并不善待我们的命运。

这一次，我们依然被关在某个无法知晓具体位置的基地，荒芜、破旧、四面环山，但是居住环境好了很多，有了像样的房间能够遮风避雨，而不是像红灯区那样，只有摇摇欲坠的棚板和一块布帘。

管事的人知道我和敏丽是亲姐妹后，好心地让我们两人单独住一间宿舍，这里的伙食也比红灯区好多了，每顿饭甚至有牛肉和牛奶。

我们一来就被打了促卵针，过了十几天，我被送到一个陌生的诊所。我记得自己躺在肮脏冰冷的手术台上，长针从我的身体里穿过，我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（后来才知道是取卵），但是剧痛让我惨叫不止，手术过后，我甚至站都站不起来，之后我得到了一小叠钱，说是给我的辛苦费。

图源BBC纪录片《代孕者》

我高兴地把疼痛抛在了脑后，把那一小叠钱折了又折，放进贴近胸口的内衣里，生怕把它弄丢了。

敏丽才十五岁，因为年纪太小，加上长期营养不良，这里的“上司”让她暂时先做清洁工和食堂工的工作。晚上她干完活回来，还给我带了肉汤，好奇地问我今天去干了什么？

我把钱从内衣里掏出来，一张一张摆在床上，看着敏丽眼里越来越亮的光，我俩开心地笑了，当时的我们真的对未来充满希望……

起初，我们每天吃好吃的饭菜，集体运动和玩耍。半年后，我跟敏丽都胖了一些，除了营养增加了之外，更多是因为取卵导致的浮肿。虽然每个月的促卵、取卵让我无比恐惧，但至少不挨饿，不挨打。我和敏丽渐渐对这里产生了“家”的感觉，也通过一个清洁工阿姨学会了简单的中文。

图源BBC纪录片《代孕者》

清洁工阿姨告诉我们，我们运气好，进了高端公司，服务的是有钱的客人，要是运气不好进了黑作坊，这辈子也不会有自由。据说，黑作坊里的女人会被打断手脚，绑起来生孩子，一个接一个地生，连恢复时间都没有，生不了就被卖掉做小姐，服务有怪癖的客人，榨干她们最后的价值。

基地也有“老师”每天给我们描绘未来的美好生活，举例因为代孕发家致富的“成功女性”，甚至用照片证明她说的话是真的。我和敏丽越发对这里产生依赖感和信任感，一度天真地以为，做代孕妈妈或许没有那么可怕。

基地里的代孕妈妈们大多来自缅甸、柬埔寨和老挝。许多女性和我们一样，是没有身份的黑户，被卖来或者骗来基地。也有一些女性是本地人，通过中介介绍来这里赚钱，能够自由来去。

“上司”告诉我们，要想买身份，重获自由，需要40万人民币，而生一个孩子能挣8万人民币。将养了半年，我和妹妹的身体达到了怀孕的指标，我兴奋地想着，自由指日可待了！

代孕妈妈，命如草芥

怀孕后，我和一些孕妇也熟悉了起来，我会问她们“生孩子疼不疼”、“孕妇每天要干什么”等问题，大家也会友善地回答我，当时我感觉，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。

但是没多久，这个天真的幻想就破灭了。基地里有一个代号“17”的女孩，我认识她的时候，她已经快临盆了。“17”那时候才23岁，来这里四年，却已经生了六个孩子，为了多赚钱，她每次代孕的都是双胞胎，代孕期间流产过两次。

“17”说，她来这里是因为自己的孩子生病了，她必须多赚钱，回去给孩子治病。每次赚来的钱，她都会拜托和她交好的工作人员寄回去。

“17”说到家人时，眼睛总是亮亮的。但是家里没有电话，她也不会写字，她常念叨，不知道现在孩子过得怎么样，身体有没有恢复？

然而，没过多久，“17”就在生产时死在了产床上。和她同产房的代孕妈妈说，“我躺在床上，余光看见17号躺的那张床，鲜血顺着被子滴在了地上，她生的两个孩子哭得好大声，一听就很健康”。

图源BBC纪录片《代孕者》

有人问，“17”生孩子的那些钱怎么办？和我们相熟的阿姨说：“这个女人太笨了，她都不知道，她每次寄的钱都被她那个所谓的朋友私吞了，朋友给她的票据就是购物小票，反正她也看不懂，她家的孩子估计早没了”。

突然有个年轻的女孩哭了起来，陆陆续续的，越来越多人哭出了声，也不知道是在为“17”而哭，还是为自己哭。

我代孕的前几个月还算平静，我感到身体逐渐适应了这个新生命。然而，到第六个月时，我出现了严重的妊娠反应，剧烈的孕吐让我的健康状况直线下降。到第八个月时，我几乎消瘦到无法下床，肚子却巨大无比，每天都伴随着剧烈的呕吐，我没被红灯区的痛苦打倒，却差点因为孕吐而轻生，我甚至故意摔跤，想要摔掉这个孩子，但是没有成功。

这里生产时没有麻醉，也不能做剖腹产手术，必须是顺产。我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那种痛，我因为疼痛叫出声，却被医生扇耳光怒斥，我甚至能听到医生用剪刀剪开我下体的声音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把孩子生下来的，等到我恢复意识的时候，身边已经没有了孩子的踪影。

图源BBC纪录片《代孕者》

那一刻，我彻底领悟到，我究竟身处一个怎样的人间炼狱。然而，我没有时间悲伤，我在休养了六个月之后，又要进行下一轮怀孕和生产。

敏丽的状况比我糟糕。敏丽的第一次代孕失败了，第二次不到半个月便流产，第三次成功怀孕，但怀到第四个月时，又流产了。

基地很生气，想要把敏丽卖掉，我别无他法，只能接受多胎代孕，为敏丽争取到了四个月的休养时间。

这次是三胞胎，每个人都说我活不下来了，基地几乎没有人生三胞胎。但我想活啊，我的愿望仅仅就是活着而已。可能是看我可怜，也可能是多胞胎的雇主出了高价，我生产的时候，医生很专业，甚至有个温柔的护士在旁边安慰我，孩子很顺利地生了出来。

我是基地第一个成功生下三胞胎的人。或许这真是一个大单，基地甚至给我提高了每个孩子的价钱，一个孩子十万，还给了我八个月的休养时间。

我只能麻木地告诉自己，再忍忍。

敏丽在第四次尝试后，总算成功怀孕，十个月后生下孩子。老天保佑，这胎她没受什么罪，甚至都没怎么疼就把孩子生下来了。我以为是敏丽身体好，后来才知道，她这种情况属于急产，非常惊险，一不小心就会大出血。

在代孕基地，我见过很多产妇在极度痛苦中去世，也见过为了救婴儿被活剖的代孕妈妈。有些人前一天还在和我说话，第二天却再也不能问出一句“你今天还好吗？”很多代孕妈妈生完孩子，仅仅是咳嗽了一声，人就没了。

敏丽生最后一胎的时候大出血，基地不准备救她，我们两个残破的身体靠在一起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我从来没有这么平静过，就好像每次分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，对于死亡已经不再害怕了。我只是在她耳边说：“敏丽别怕，你死了姐姐就去陪你。”

敏丽和莱雅依偎在一起

我也不知道她是怎样撑下来的，但是她还是坚强地活了下来。

六年里，我生了七个孩子，一次三胞胎，一次双胞胎，两次单胎；敏丽生了六个孩子，两次双胞胎，两次单胎。

那几年我常常在想，我们这样的人，还算是人吗？而那些孩子呢，到底算什么？

我没读过什么书，但我觉得有一个词很适合用来形容这些孩子——“罪证”。

重新开始，何其艰难

2019年，我24岁，敏丽21岁。

用十三个孩子和残破的身体，我们终于买到了梦寐以求的自由。六年前，我们被蒙着眼睛送来这里，六年后，我们又被蒙着眼睛送走。

像我们这样被卖过来的黑户中，很多人攒够了钱，买了身份，好不容易出去了，没多久却又重新回来代孕。我曾经很看不起她们，等到自己出去后，才终于理解她们的无奈。我们和社会脱节太久了，重新融入人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离开前，和我们交好的清洁工阿姨给我和敏丽一人戴上了一条红色的手绳，祝福我们以后平平安安，一生顺遂。她还叮嘱我们，出去后最好找中国人或华裔的店工作，可能薪水不会很高，但是一定会很安心。阿姨的妈妈是泰籍华人，因此阿姨的中文很流畅。我和敏丽跟她学了六年中文，日常对话完全够用。

出去后，我们又花了一大笔钱找中介买工作，加上各种零零碎碎的打点，这些年在代孕基地挣的钱已经所剩无几。中介介绍我们去泰国曼谷的一家高端会所做泰式按摩技师，我和敏丽很高兴，因为我们迫切地想拥有一技之长，靠手艺赚钱。

敏丽第一次在泰国玩时拍下的照片

会所的管理人员大多都是中国人，听说大股东也是一个中国人。在同事们的帮助下，我们很快适应了这里的新生活。

那段时间是我们人生中少有的安宁时光。同事们特别友好，总是给我和敏丽分享水果和零食，有时候忙到忘了吃饭，也会有同事给我们打包一份快餐。公司聚餐团建去泡汤，看到我们身上的生产痕迹，同事们没有人刨根问底，为我们保留了体面。经理周姐还常常搂着我和敏丽的肩膀说，“这是我的两个妹妹，中文说的比我还好”。

同事们的好，令我们受宠若惊。我和敏丽愈发努力地工作，成了店里月月上榜的优秀员工。

2023年3月，在周姐的推荐下，我们来到中国交流学习。临别时，周姐说，等我们学习回来，就给我们升职。

莱雅姐妹第一次在中国下馆子

正当我们以为终于苦尽甘来的时候，命运再一次给了我们重重一击。这年11月，敏丽开始频繁感到腹痛，她一天比一天虚弱，体重持续下降。敏丽的身体状况引起了周姐的重视，她安排人陪敏丽去医院检查，结果，医生告诉我们一个噩耗：敏丽被确诊为卵巢癌晚期。

敏丽开始接受抗癌治疗，但治疗费用高昂。为了筹集治疗费，在周姐的帮助下，我们去了深圳的高级会所，以特聘技师的身份工作，工资翻了一倍，同时公司也出于人道主义，给敏丽补偿了整整8万元，周姐还在私底下给我转了2万元，让我带着妹妹治病。

莱雅排长队给敏丽拿检查报告

我拼了命地工作、存钱，希望能让敏丽活下去，但敏丽的病情却在不断恶化。听到医生说敏丽以前的代孕经历可能是造成癌症的关键原因后，我无力地跌坐在了地上。

那天，当我又一次看到医院的女厕所门上印着代孕信息时，我终于崩溃了。我在厕所里发疯，想把那些东西抠下来，抠到指甲鲜血直流，忍不住放声大哭。

医院凳子上的代孕广告

最后的日子里，敏丽一直在流血，极度痛苦，我甚至不敢碰她，一碰她就疼到昏厥。她总是问我，“姐姐，我可以出去吗？我不想被关着了”。我只能骗她，“医生说你下周就好了，等等吧”。

一周又一周，敏丽瘦成了一把柴，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姐姐，你说当年妈妈的手到底好了没有啊？我有点想她了……”2025年2月14日，敏丽在泰国去世。

敏丽去世时，我连眼泪都流不出来了。周姐抱着我说：“敏丽这么好的姑娘，下辈子会幸福的，你好好的，她肯定想看你好好地活下去。”

每个人都劝我好好活下去，日子还很长，伤痛总有过去的那天。但我无法释怀，每当想起敏丽天真的笑脸，想起我们那八年在红灯区和代孕基地遭受的折磨，巨大的悲伤、愤怒、痛苦就快要把我吞没。

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看见这个故事，但希望看见的女孩们记住，代孕母亲没有人权，不要让身体成为商品，生命被践踏。愿我们的悲剧不再上演。

结语

讲述过去的遭遇时，莱雅大部分时候都很平静，只有提起妹妹敏丽时，她的眼泪会止不住地流。

莱雅曾说，敏丽的死带走了她生的希望。完成采访的几个月后，我们再也无法联系上她。据周姐说，莱雅已主动辞职，离开了公司，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。

但愿莱雅只是在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疗愈自己。

敏丽的红绳断了

部分配图源于受访者。